三联生活周刊：陈科云和吴昌龙 冤狱11年的烙印（图)

三联生活周刊：陈科云和吴昌龙 冤狱11年的烙印（图）作者王鸿谅 蔡小川 【吴昌龙和姐姐吴华英】 摘要：审而不决11年的“福清纪委爆炸案”终于在2013年初曙光乍现。2月8日，除夕的前一天，陈科云和吴昌龙突然得到变更强制措施的转机，以“监视居住”的方式，走出看守所。外面的一切，陌生得令人惊喜又惶恐。泪水浸湿了重逢，却无法抚平伤害。 回家的路 一切安排密不透风，直到2月8日早上，谜底才揭晓。被关在罗源县看守所的陈科云先得到通知，他告诉本刊记者，记得大概是早上8点多钟，管号干部走过来对他：“你今天可以回去了，收拾好东西，9点钟法院的人会来接你走。”这样的情形，陈科云已经盼了11年，真的到来，已经60岁的他却不敢相信，反而对管号干部说：“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收拾东西的时候，陈科云说他还是将信将疑。这些年里，他经历过一次类似情形，也是告诉他可以回家了，赶紧收东西，结果拿着东西走出去，刚下楼，双手又被铐上了，这才知道不是回家，只是换去另一个看守所。从希望到绝望，只需要一秒钟。自从被福清警方选定为纪委爆炸案的主要嫌犯，陈科云的11年，就是在这种煎熬中过来的。他的有罪供述，来自办案警察对他长达56天的刑讯逼供，接下来的屡次庭审里，这些有罪供述不断被重复，而他所遭受的刑讯逼供，却一再被否认。那些对他拳打脚踢、施以各种折磨的警察们，在法庭的证人席上，在正对着国徽的地方，依然可以面不改色地装失忆。他只能在看守所里一次又一次地写申请，请求得到一次公允的伤情鉴定，11年，864次申请，交上去，石沉大海。 看守所的日子，逢年过节最难熬，高墙外的喜庆和铁窗里的阴冷，总有一种刺骨反差。虽然每到过年都格外盼着沉冤得雪后回家，可是这个即将到来的春节，陈科云已经做好了放弃希望的准备。因为就在2012年12月27日，看守所的领导突然来找他谈话，说省高院主审这个案子的法官来过电话，年内工作很忙，他的案子在年前恐怕处理不完了，但是2013年过了春节保证解决。领导还劝慰他，“你一定要保重身体”。这样的劝慰也不是第一次了，就算不知道真假，也总算有一个盼头。陈科云自己算了下时间：“春节之后就是‘两会’，各方面的事情肯定都会很忙，那么，就算我的事情能解决，最快也要到清明节或者劳动节之后了。” 到了9点钟，真的有人来了，真的是省高院的人。可他们带来的并不是无罪判决，而是变更强制措施的通知单，陈科云可以回家，但名义是“监视居住”。这不是陈科云期待中的场景，他回忆说：“当时心里就很不舒服，监视居住不是侦查期间的手段吗？12年前，警察就是用监视居住的名义，把我关56天，刑讯逼供了56天，现在怎么又来这一套？！“没有人正面回答这个质疑，只是劝抚他把名字签了，先回家再说。签了字，拿着东西走出看守所，到了车上，也没有人再给他戴上手铐，他才相信，这一次，是真的出来了”。 车从罗源直接开往福州，陈科云的儿子家。一路上的风景都变了，11年后的城市，陌生得就像异国他乡。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反倒是随车的几名法警一路在没话找话，陪他聊天，安抚他什么都别多想，养好身体，等待事情最后的结果。他们还说，等事情都结束了，大家就算交个朋友，以后一起出来坐一坐，喝喝茶。这些有一茬没一茬的闲聊，才让陈科云不用掐自己也可以确定，事情真的在朝着好的方向转变，他不再是被打入另册的坏人了。 【图：陈科云】 谢清和儿子其实2月7日晚上已经接到了一个电话，是省高院的法官打来的，问他们现在的具体住址，说还有一份相关的文件要寄给他们，语气平静，听不出任何端倪。然后到了2月8日早上，又接到法院的电话，让他们准备好在家门口接人。谢清和儿子完全蒙了。“这么多年，那么多个春节，我们都相信人能回来，唯一不抱希望甚至绝望的这个春节，人反而真的回来了。” 夫妻同命 陈科云在福清的家已经不存在了，那本是一栋6屋的自建洋房，依靠妻子谢清在日本打拼7年的积蓄盖起来的。一家人也没住几年，就遇上了2001年6月23日的“福清纪委爆炸案”，陈科云被警方选定为主谋嫌犯，被控爆炸罪，一审二审都是死缓。谢清则被控伪证罪，理由是给假口供，掩饰当晚丈夫的行踪，被判了3年，在漫长的审判中被关在看守所里直到刑期结束，才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被放了出来。后来谢清就把福清的房子卖了，跟着儿子住到了福州。 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做出的决定，卖了房子，就等于把自己的故乡的根也拔掉了。好在他们的儿子很争气，并没有在这样的混乱里变得偏激沉沦，他读完大学，跟朋友一起自谋出路创业，一边工作，一边和伯父陈科斌一起，为父母的案子不断奔走。他必须放下学生的羞涩和自尊，定期成为一个“访民”，在无数次的碰壁绝望里，重新调整心态。他在福州的新房里一直给父亲保留着专门的房间，保存着父亲往日珍爱的旧照片和获奖证书。 陈科云是按照最根正苗红的道路成长起来的干部，1952年出生，1969年入伍当铁道兵，1971年入党，一颗红星跟党走，从四川山区到青海格尔木，什么样的艰苦和荒凉都见识过。本来该拿枪的手却端起了相机，因为部队指派给他的任务是搞宣传，和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他的字典里就没有拒绝，只有上级交代的任务一定要完成。接过最老式的那种两个镜头的方形匣子相机，从零开始。他很努力，也有悟性，屡屡能给人惊喜，1973年5月在襄渝铁路线四川万源县拍摄的《战斗在崇山峻岭》，就被新华社刊用并转发全国各大报刊，此后陆续见报的新闻艺术作品有数百张。他要独自完成从构图拍摄到暗房冲印的全过程，在暗红的灯光下，等待显影的一刻，或雀跃或失落，然后，换上新的一卷胶片，从头再来。 从一个小小的取景框里发现美、捕捉下美的瞬间，就是陈科云的军旅时光，一晃10年。转业回到老家福清，陈科云被分配到福清市“人大”工作，认识了当老师的谢清，他们1981年结婚，很快有一个儿子，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就这么开始。陈科云并不是一个对仕途孜孜以求的人，他很安心于自己的工作。闲暇时重新拿起相机，继续捕捉生活中的美好。福清靠海，历史上就有漂洋过海的打工移民的传统，家家户户都有海外关系，为了送一个人出去打拼，不惜全家举债。在这样的大环境里，这个三口之家也有自己的困惑，是安于现状，还是跟其他人一样放手一搏？夫妻俩商量过很多次，到儿子7岁的时候，终于有了决定，妻子谢清辞职去日本投奔亲戚，陈科云保持现状，照顾家庭。 谢清一去就是7年。她从零开始学习日语，拿到了正规语言学校的毕业证，留在日本工作，陈科云的月工资还不到100元的时候，她的月薪已经可以达到2万多元。等到儿子升初中的时候，谢清就从日本回来了，她觉得和继续挣钱相比，儿子的成长更重要。7年的辛苦努力，她已经可以给孩子的未来提供很坚实的物质保证，他们在福清买了一块地皮，建起了6层的洋房，一楼做店面出租，二楼三楼自住，其他的开辟成家庭娱乐健身场所。 谢清在日本的这些年，陈科云一直还在福清市“人大”，虽然提升到办公室副主任的位置，可是跟他的战友们比起来，实在微不足道。可是家庭生活就是这样，总有轻重缓急，总要有人做出退让。等待谢清回来，才轮到陈科云的改变。1977年，在福清市“人大”工作了17年后，陈科云终于换去了一个新单位，到福清市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简称中福公司）当经理。调动工作的时候，他的选择还包括去福清市检察院做副检察长，或者去安全局当局长 ，每个地方都各有利弊，最后听了朋友的建议和劝说，就选择了中福公司。 选择中福公司的时候，陈科云认为这是个相对来说人际简单、远离是非、做实事的地方，结果恰好相反。在他之前，中福公司已经换了好几任经理，全部是跟公司里最资深的会计陈奋真有矛盾，然后在彼此告状的纠缠中被迫离开。只是这些，陈科云都是深陷其中才明白。从上任之初的资产审计开始，他和最资深的会计就算结下了仇怨，因为公司的账上，有一笔亏空了多年的不明款项。陈科云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是追查这些钱，还真的把钱追了回来。可紧接着他就成了被举报对象，这名会计四处写举报信，列举的条目包括他招待费超标、电话费超标等细节。等到2001年6月24日福清纪委的“邮包爆炸案”发生之后，依旧是这名会计，给警方写了举报信，把矛头指向陈科云。 如果没有选择中福公司，素来与人无怨的陈科云，怎么都不可能被牵扯到爆炸案里去。可是时光无法重来，陈科云也不想去做没有意义的假设，他只是很困惑。“以前我在‘人大’工作，每年‘两会’听报告，跟公检法的同志常常见面，都觉得公检法的工作很不错，怎么也想不到，莫名其妙一场飞来横祸，警察可以这样办案，可以这样无法无天，无法想象，真的无法想象啊。”每次感叹的时候，他都会控制不住地、困惑又激动地屡屡拉开袖子，提起裤管，露出手上和腿上斑驳的伤疤——11年了，当年刑讯逼供的伤痕依旧还在。这是最令人心酸的场景，哪怕这控诉像祥林嫂一般的重复，也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来指责他——这是他遭遇过最惨无人道的折磨，可是他所受的苦难，在法庭上、在法律文书里却得不到承认。 【吴昌龙和家人在自家楼顶天台上，在这里，他模拟重演了曾经遭受的刑讯逼供】 姐弟同心 2月8日上午，第二个接到通知的是吴昌龙，他被关在永泰县看守所，大概上午10点，也是所长亲自过来，很高兴地告诉他，东西收收可以回家了。吴昌龙的反应和陈科云如出一辙：“我不相信，跟所长说别开玩笑了。”他和陈科云有一样的经历：“2004年底也是这样，让我收拾东西，结果是秘密转去另一个看守所。”而且，他前几天刚刚会见过新的律师，内心做好了进入另一轮持久战的准备。 吴昌龙是中福公司的驾驶员，陈科云的司机，当陈科云因为会计的私愤举报信成为嫌犯之后，吴昌龙就成了这案子的突破口，他第一个被抓走，被警方刑讯逼供的时间也最长，几乎是陈科云的两倍。2001年本来是吴昌龙人生的新起点，他的新房已经装修了，去香港的手续也已经办完了，年底就能走，他的计划是先去香港，留在那里好好打拼，然后以香港为跳板，再移民去其他国家。“走一步算一步，只要能出去，去哪个国家都可以，反正就不打算再回来。”也因为他有这样的打算，女友的家人强烈要求他们先结婚，所以婚期就定在那年的国庆节。10月1日，期待中的婚礼没有到来，施加于他身上的，依旧是变换着花样的刑讯逼供手段，他已经自杀过一次，没有如愿，在自杀前留下的遗书里，他还不忘写下自己欠朋友的款项，嘱咐家人务必代为偿还。 出去闯世界的勇气，大约是靠海的人与生俱来的勇气。决定去香港之前，吴昌龙并没有太复杂的经历。因为家里穷，他初三就辍学了，远赴河南，在亲戚开的加油站里工作了几年，回来后就到姐姐吴华英的服装店里帮忙，后来又自己去市场上卖海鲜，每天夜里零点去批发市场进货，凌晨两三点回来，胡乱睡一会儿，早晨五六点就要起来开市。这样辛苦了一年多，在亲戚们的帮助下，先去培训学驾驶，再到中福公司当司机。再回忆起来，吴昌龙觉得就是这段当司机的经历，坚定了他要移民的决心，“因为通过一些朋友，了解到了这个社会的黑暗面，觉得还是出去好”。 姐姐吴华英的生活原来也很简单，自由恋爱出嫁，丈夫杜捷生在福州开餐馆，衣食无忧。就在吴昌龙决定去香港的时候，吴华英也决定去日本，投奔已经在日本出嫁定居的妹妹。这个决定和日常婚姻生活中一些矛盾，导致吴华英跟杜捷生的婚姻走到了尽头，虽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还是离婚了。生活中的第一重打击还没过去，紧接着就是第二轮，自从吴昌龙被警方秘密抓捕，吴华英的人生轨迹，就完全被改写了，她被迫从一个有着小资梦的小本经营店主，变成了一个“职业访民”。去省政府拦省领导的车，拉横幅，在拘留所里的熬过冰冷的15天，没有什么能够吓到她。这11年里的许多个3月，福清阳光明媚春暖花开的时候，都是吴华英最需要勇气的时候，明知道会被以各种方式遣送回来，她还是要去北京上访，再去经受一场充满风险和刁难的旅程。 吴昌龙告诉本刊记者，从看守所办完手续出来，他的头还是蒙蒙的，在车上呆坐着，“十几二十分钟才回过神来”，泪水夺眶而出，“心里的委屈和泪水，洪水一样喷出来”。“法官一直在安慰我，我也想看一看车子外面的风景，看看都变成了什么样子，可是我就是没有力气，一直晕车，一直吐。”父母和姐姐在家里等着他，抱头痛哭的场景，让陪同他们回来的法警也眼眶湿润。 等待之忧 家还在老地方，就是当年他准备结婚的房子。只是物是人非，女友早已远嫁日本，他和11年前的相片对比，清秀的圆脸变得刀削斧砍的沧桑。100多天的刑讯逼供已经让他落下了许多病根。这些年他的手心里总会不停地冒冷汗，所以手里随时都会握着一块毛巾。把手伸出来，都跟正常人完全不一样，是一种鲜艳的肉粉色，就是冬天手伸到冷水里泡着才会冻出来的那种颜色。至于外面的世界，也完全超出了他的理解，被抓走前，他别在腰间的还是一部西门子手机，现在，亲戚送给他的已经是苹果手机。看着这个新鲜的玩意，他一时间惶惑得不知如何下手。 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吴昌龙才慢慢跟这陌生的世界建立起了新接触界面，微信、微博，还有那些免费的小游戏，开启了另一个天地。以前的朋友去了新加坡，微信给他传回一张炸油饼的照片，他惊奇了好久，咧开嘴笑得像幼稚园的孩子。这两天他开始玩一款太空射击的小游戏，在动感的背景音效里乐此不疲。不管怎样也比闲着好，“闲着就会忍不住想起在里面的日子”。他说，刚回来的时候，半夜常会惊醒，“醒来就扯自己的耳朵，生怕是在做梦，感觉到疼了，才相信是真的回家了”。 “监视居住”的时限是3个月，现在，陈科云和吴昌龙的家人都在等待3个月后的最终定局。他们想要的是无罪判决，彻底的清白。陈科云和他的家人相对乐观一点，虽然他们也在上访，但并不是以决裂者的姿态，他们还是愿意信任司法系统，相信法院最终会给出公正判决。现在陈科云真的回来了，他们更愿意相信，3个月之后，一定是更好的结果，福建省高院一定有勇气做出一份公正的最终判决。 【图：吴昌龙的父亲和他在楼顶天台搭建的养鸭笼】 可是吴昌龙这边，他的家人并没有这样的乐观。吴华英依旧还在“备战”状态，她觉得公检法都不可信，只有继续保持网络上的关注热度和舆论压力，事情才能得到最终的解决。她给吴昌龙注册了一个微博，每天发一条，内容是模拟重演吴昌龙遭受过的刑讯逼供。模拟大多数在楼顶的天台上完成，这个天台，原本是吴昌龙的乐园，他们花钱把地面铺上水泥，用砖砌出花圃，在里面种了百香果、月季、昙花、海棠各种植物。种植的事情都是吴昌龙来打理的，他被抓走后，花圃也就荒芜了，只有顽强的仙人掌和百香果还生命力旺盛，尤其是百香果，长长的蔓藤爬满了支架，每年两季果实累累，看着不起眼的青紫色果子，切开来，里面是金黄色的美味。在背阴的地方，吴昌龙的父亲自己搭出了一个养鸭笼，老家亲戚为表庆贺送来的礼物，不是线面就是鸭子，他都养起来，有客人来，就炖上一大锅汤，舀上满满的肉和线面，以表谢意。 有阳光的时候，天台上晒满了各家的衣服和被子，有一种家常的温暖。吴昌龙的再现模拟在这背景下，更令人针扎般的心悸。没有手铐铁链，就把旧床单撕碎拧成布条代替，为了效果更逼真，吴昌龙真的会把自己依照记忆捆绑手脚，然后在家人的帮助下，把自己吊在天台上，每天示范一种不同的刑罚。对着相机和镜头完成这种情景再现的时候，吴昌龙会忍住那种撕裂的痛苦，露出羞涩的笑。吴华英的一个访民朋友看不下去，从天台下来，就劝说吴华英：“不要再模拟重演了，太残忍了，你忘了吴昌龙刚刚回家的头几天，你让他跟律师说一说在里面的情景，他都不愿意回忆。”可是吴华英说，没关系，总是要面对的。吴昌龙于是也接着说：“是的，我总是要去面对的。” 2013年3月18日来自【三联生活周刊：陈科云和吴昌龙：冤狱11年的烙印】2013年第11期 摘要：审而不决11年的“福清纪委爆炸案”终于在2013年初曙光乍现。2月8日，除夕的前一天，陈科云和吴昌龙突然得到变更强制措施的转机，以“监视居住”的方式，走出看守所。外面的一切，陌生得令人惊喜又惶恐。泪水浸湿了重逢，却无法抚平伤害。 文章链接：http://gsdtfx.dooland.com/site/magazine/article.php?id=265494 2012年12月20日【三联生活周刊：福建“福清纪委爆炸案”审而不决11年】（图） 摘要：一桩命案到底可以审多久？犯罪嫌疑人到底可以羁押多久？“福清纪委爆炸案”目前创下的纪录是11年。这案子2001年进入司法程序，至今没有生效判决，二审开庭之后，再无下文。日复一日，刷新的只是审限纪录，不变的是看守所的冰冷铁窗。无论逝者还是嫌疑人，都没有等来属于他们的正义。司法的现实，就这样一再透支着法律的公信。 文章来自：《三联生活周刊》 http://www.lifeweek.com.cn/2012/1220/39484_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