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质正义。福州市中级法院最近在审理一起三年多前的爆炸案时，被指程序不正义，警方在办案过程中刑讯逼供非法取证。被告当庭宣告： “正义的声音是关不掉的。你法官的良知到哪里去了，连说真话的勇气都没有，你还配当法官吗？”五名被告当场翻供，大呼冤枉，指责法官不敢讲真话。庭上控辩双方各说各话。尤为蹊跷的是，判案关键的雷管持有人近日却被法庭另案处理，判为无罪，也不容许当庭对质。连场彼此矛盾的判决，突显中国大陆现行司法制度的结构性问题，亦使爆炸案件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和引人注目。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一日上午，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内外戒备森严，法庭内后两排坐满的不是旁听者而是防暴员警，有关福清“六二四纪委爆炸案”的一审判决比预定时间拖延了近一个小时才开庭。福州中级法院的判决书认定五名嫌犯有罪，主嫌陈科云和吴昌龙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三名被告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和三年。
较早前，新华社福州分社记者许一鸣据陈科云受刑求写了内参《如此刑讯逼供怎能保证办案准确》，送给了福建省有关领导，但无一人予以关注和理睬。
官方公布的案情显示，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星期天上午八时许，福州市辖下的福清市纪委信访室门口发生了一起伪装成邮包的爆炸案，纪委司机吴章雄“不慎触动装置”，当场被炸身亡。该案成为福建省公安厅挂牌督办大案，福清市公安局成立以局长林孜（后因涉黑社会案被判十六年徒刑）为首的专案组，不久就根据举报将涉案主犯确定为受到纪委处分而“心中有气”的福清市中福公司经理陈科云。同年七月底，警方秘捕陈科云公司司机吴昌龙，九月十三日拘捕了陈科云，随后又分别拘捕了吴昌龙原姐夫杜捷生和谈敏华以及陈科云妻子谢清（其兄谢建忠也被牵连，遭到拘捕和刑求）等人后，遂向海内外宣布该案侦破。
“破案”容易，审案难。经过三年多的“调查取证”和数次反覆之后，福州中院终于在有关负责人催办下判定：“被告人陈科云、吴昌龙均已构成爆炸罪。被告人杜捷生、谈敏华非法买卖爆炸物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其行为已构成非法买卖爆炸物罪。被告人谢清向侦查机关故意作虚假证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情节严重。”
判决却确认：“被告人陈科云、吴昌龙实施爆炸犯罪的后果严重，本应依法严惩。但综观本案的事实和情节，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据一位旁听宣判的福州司法官员对亚洲周刊说，宣判时，被告陈科云大喊冤枉，认为“这是刑讯逼供造成的冤案”，要求伤情鉴定，却被法官下令法警关闭面前的话筒。 宣判被告人吴昌龙的定罪依据时，吴同样发出了“冤枉啊冤枉”的呼喊：“我所有的口供都是被刑讯逼供的呀，公安把我吊起来，五马分尸地折磨我，我一边耳朵现在还在流脓，也听不见声音。我强烈要求法医鉴定我身上的伤痕。”结果吴被法警架出了法庭。被告吴昌龙的辩护律师马义良为示抗议，也提前退庭。
律师马义良对亚洲周刊说：“这是严重违背司法公正、法院独立审判原则的不当判决。”他说，对于这样一件人命关天的重大刑事爆炸和致人死亡案，《刑法》明确规定了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罚必须“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但这次判决对涉案主犯课以死刑的量“罪”依据竟然是“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
谢清的辩护人、福建法炜律师事务所律师林洪楠也认为，本案八名辩护律师依法进行的调查结果均显示，此案至今存在着明显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不能成立的司法要件，也可以说完全是一个违反法律程序、践踏中国法制尊严、滥捉无辜，又试图用权力将错就错造成的罕见冤案。他指出：这突出表现在司法当局指控陈科云、吴昌龙实施爆炸的基本事实链完全“断裂”或称“根本不存在”。
因为本案涉及用电雷管制造炸弹施爆，在三年前首次开庭时就因提供电雷管的被告人王小刚在逃，无法形成严密确凿无疑的证据链。后来王小刚被抓捕归案，律师提出再审时王小刚必须并案审理，并到庭质证是否向被告人提供了关键的电雷管以及是什么型号的电雷管？王又是从哪里获取的以及与爆炸现场的雷管是否一致。但公诉方和法庭调查仍拒绝王小刚到庭和提出任何有关证言证词证据。
就在福州中院对陈科云、吴昌龙作出有罪判决后的第九天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日，福州中院悄悄地在福州看守所对被指控提供电雷管的关键被告王小刚作出了无罪释放的判决。判决书说：“公诉机关指控被告王小刚向杜捷生出售两枚电雷管，只提供了同案人杜捷生的供述，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指控被告人王小刚犯非法买卖爆炸物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
对此林洪楠律师指出：“同一个案子，提供爆炸电雷管的被告被无罪释放，事实上已揭示了对同案被告陈科云、吴昌龙等五人却作出有罪判决是多么的荒谬。因为本案没有王小刚提供的电雷管，又怎么能制成触发式炸弹？没有炸弹又谈何实施了爆炸犯罪？这等于是无源之水。” 林洪楠说：“现在，陈科云、吴昌龙等五人已依法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如果省高院仍不能依据法律和事实，对蒙冤近四年的陈科云、吴昌龙等所谓的罪犯作出公正和正义的判决，那不仅是福建司法的悲哀，也会让中国法制蒙羞。”
但对于辩方的这些说法，公诉方却不以为然，并以“充分的证据”证实陈科云和吴昌龙就是这起爆炸案的作案人。有些官员甚至承认，尽管办案程序可能有些“瑕疵”，但根据中国大陆“实体正义”的习惯做法，“他们犯案了就要承担法律责任，接受法律的惩罚，不管有关证据是怎么得到的”。福州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检察官也告诉亚洲周刊，该案的证据、口供、现场遗留证物经过审查，可以互相吻合。
据当局介绍，警方在现场搜集的证物，“就达十三麻袋”，更由于该案是专门针对纪委的恶性案件，“全国影响很大”，因此整个侦查过程显得异常复杂，有关的鉴定请了全国最权威的专家，比如爆炸现场提取的信件残片笔迹鉴定，就请了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的陈明春教授。经过比对之后，认为与吴昌龙的笔迹一致。有关专家还包括沈阳市公安局的高级工程师、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常庆禄等，显示了当局对案件的“负责和重视”。
福建有关官员还告诉亚洲周刊，比如该案主嫌吴昌龙，前前后后就作了十九份有罪招供，非常具体地介绍了作案前前后后的过程，包括获取炸药、雷管以及制作的过程。为证明被告有罪，控方共提出了三十五项证物和证据，另加主被告陈科云和吴昌龙共十五项口供证词作为支持。 而被认为最具“王牌”证据效应的，是警方对吴的一盘长达五十分钟审问录影带，其中包括吴当场画出有关爆炸物的线路装置图、带领警方人员察看试爆现场、详细告诉警方将爆炸物送到纪委传达室现场的过程和心态，以及在审问过程中与警方人员有说有笑，说到最后还“哽咽”、“哭泣”的经过。
检方表示，经过对吴昌龙供述中所画爆炸装置结构图进行分析，认为根据该图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爆炸装置，“吴供述的制作爆炸装置使用的物品种类与爆炸现场提取的爆炸装置残留物相符”，比如从爆炸现场提取的“不规则块状纤维絮片”，经技术鉴定报告证实与吴昌龙家提取的“中国邮政储蓄”手提袋为同一种纤维。而从爆炸现场提取的金属圆环，经过痕迹学检验报告证明，与吴昌龙驾驶的日产马自达六二六型轿车前轮球龙头的内卡簧属同类物。
对上述证据和吴昌龙在录影带里的供述，法庭予以接纳，认为吴的供述，“不仅与现场提取的多件物证相互印证”，“而且供述中一些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的细节也与事实相符”。
但“至为关键的是，吴昌龙所供述的制作并安放爆炸装置的过程、使用的爆炸材料及有关辅助材料的特征等特定、具体情况，除非行为人亲力亲为，否则其他人是不可能知晓的”。法院还认定，爆炸物提供者杜捷生和谈敏华的供述“能相互印证”，也与吴昌龙的供述相印证。
对此，辩方律师认为录影带供述是吴昌龙被刑讯逼供和诱供的结果，是吴按照警方的要求、经过反覆修正表演出来的。事实上，吴昌龙和陈科云等人后来都翻了供， “控诉”了他们被警方严刑拷打的经过。控方对此予以否认，认为“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公安有刑讯逼供”，而陈科云手腕上的手铐伤疤，是因为陈有自杀倾向，“所以必须要把他铐起来”。
血写日记留下证据 但原任福清中福公司经理陈科云在永泰看守所亲笔写的《血泪的控诉》，以他自零一年九月十三日至十一月七日的经历，证明曾被警方以非法监视居住名义，但本质上违法将其拘押于福清“怡静园”。刑警大队和戒毒所等处对他进行严刑逼供，先后捆绑、吊打、拷问长达十一个昼夜，造成其双手腕致残，双腿、腰、胸部和头部多处严重受伤。 陈科云亲笔写道：九月十三日至二十一日，在被黑布遮挡得严严实实的房间内，将他用手铐、脚镣紧紧铐信，下跪、拳打脚踢，昼夜不停在轮番审讯。刑警人员边打边威胁说：“我们要用长时间关押你，把你折磨得生不能生，死不能死，到时候叫你说什么就说什么”。
当年的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除拳打脚踢外，他还被木棍、铁棍、鞭子抽打，后又被用绳子捆绑双手腕，吊在铁窗上进行吊打，接着又将其双手背在背后，手背向上，头脚朝地，施以“金鸡扒翅刑”，一班八个小时，每班吊他两次，三班轮流。九月二十七日上午，几位刑警发现一直喊叫冤枉的他突然无声，怕有生命危险，才急忙把整整吊挂了一整夜的他放下来，送到刑警办公室以防万一。
陈科云说：“当时我一双手肿得像面包一样，人一点都不能动，两只手腕全烂了，骨头露出来，满手是鲜血”。由于伤势太重，从九月二十七日至十月二十七日，陈科云被停止用刑（养伤），但此后五天，陈科云再度受到残酷的刑讯逼供，先是被用“水刑”（用冷水冲脑袋）二昼夜，“我倒在地上，他们又强拉我起来，叫我跪在地上，由于不停地冲冷水，我已严重感冒发烧”，但他们还认为此刑偏轻，又变换另一种重刑“老虎凳”，他们“硬把我按在椅子上，用木棍将双腿夹住，将椅子抬放在高处，脚向上，头朝下，双腿顿时被夹的剧烈疼痛像刀绞一样”。刑警说，他就是要证据，不讲就这样天天用刑。我拚命哭叫着，我确实与案件毫无关系。但随即遭到更重的“头脚倒挂刑”，并被用刑了三昼夜。陈科云说，他正是在这种被折磨得半死不活、求生不能、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被刑警人员逼迫按警方意图交代了“罪行”。
陈科云的律师杨智敏说，当他在侦查阶段首次会见被告人陈科云时，看到陈伤情确实相当严重。在被刑讯逼供三个多月后，他和另一名律师林洪楠约见被告陈科云时，陈累累伤痕仍清晰可见，特别是其双手腕和脚部等处斜向走势的伤痕，明显表明系戴手铐、脚镣被长期吊打所致。
杨和林两位律师因此于零二年二月一日向福清市人民检查院提送《提请司法伤情签定、建议羁押省所申请书》，但遭到了漠视与拒绝。
福建中美律师事务所律师马义良认为，福清爆炸案从侦查开始到起诉审判，各个阶段都存在着严重的程序违法问题，可以说是一起非常典型的违反程序正义的案例，“这就好比加减乘除运算程式规定先乘除后加减，违反了程序规定，其运算结果会是正确的吗？”
作为吴昌龙的辩护律师，马义良说，爆炸案发生后，公安侦查就背离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陷入了先入为主的“有罪推定”侦破怪圈。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不经传唤、传讯等法律程序就对所谓的犯罪嫌疑人吴昌龙进行“密捕”，羁押于当地“怡静园”，手铐脚镣加身，直至超过一百天后才被告知刑事拘留，非法羁押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的程序违法，竟被掩盖变成了“监视居住”，同样随后对涉嫌的陈科云也以“监视居住”代替拘押。这是典型的只要破案，就可以不择手段无程序办案。
显然，警方对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的事实，是当局无法否认的。既然刑求，嫌疑人的翻供也是必然的。福州有关检察官告诉亚洲周刊，陈科云、吴昌龙和杜捷生三人，是在检方审查起诉时开始翻供的，“但谈敏华还是承认的，只是在开庭时才开始翻供”。据了解，福州市检察院是在二零零二年七月对这起案件提起公诉，他们表示是“严格按侦查人员的主体身份、程序，严格按照诉讼法进行”。但消息人士称，实际上从一开始，福州市检察院就认为围绕此案侦查中的问题疑点太多，难以立案，两次将材料退回公安，要求补充侦查。
有关检察官承认，由于案情复杂，检察机构曾按照程序申请延期审理，“公安也申请延期，各方都在规定的时效把时间用完”，使得此案一拖再拖，拖了三年多，被辩方指责是超期拘押。但事实上，当时的福州市政法委书记宋立诚（现因涉保护黑势力受贿被逮捕），曾以手中的权力干涉案件的处理，要求必须起诉并要宣判有罪。
如此“未审先判”，市检察院也不敢抗命，但因缺乏直接证据，不得不将材料退回公安补充侦查，但证据依然支离破碎。检察院内部的《报送案件意见书》因此提出了此案犯罪嫌疑人陈科云与吴昌龙密谋不能相互吻合、印证等五大事实不清问题。在法院按命令受理中，福州中院内部的《阅卷情况报告》，在该案主要事实和证据存在的问题中，对“陈科云与吴昌龙密谋实施爆炸进行报复”、“爆炸装置的制造问题”、“把爆炸装置送进纪委大楼的问题”以及其他证据方面存在的七大问题提出质疑，认为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认定爆炸犯罪事实的难度甚大。
二零零四年一月五日，福建省高级法院为此案专门组织了宁德市、南平市、三明市三位经验丰富的刑庭副庭长“闷头阅卷”十天，一月十五日在省高院负责刑事审判的副院长刘炎主持下听取对案件的看法。结果一人认为证据基本不足，其他二人认为证据根本不能成立。但福州中级法院却有自己的判断，五名被告都被宣判有罪。该院院长范仁善之前在传达“上级指示精神”时，就透露了玄机，表示“领导已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个案子拿下来”。福州市负责人也根据“办成铁案”的精神，再次调动公检法对已审结的案子，重新“组织力量”进行取证认证，并要求“根据基本事实，基本证据”进行判决。一位参与审判的司法官员告诉亚洲周刊，此次中院判决中特意引用了“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的说法，其实暗示这是无奈的“权力判决”，也为历史存档。
这位官员同时感慨地说，围绕这次爆炸案实际上引发了一场“权与法”的交锋，暴露了福建某些地方司法系统的黑幕，暴露了刑讯逼供的惨酷内情，也暴露了老百姓对司法已经逐渐失去信心，因为一切只能按定下的框框去查去办。近年来，司法腐败越来越严重，福州市先后二任的政法委书记、几任公安局长乃至公检法一百多名厅处级干部接二连三地成为黑社会黑势力的保护伞而贪渎腐败出事，从上到下有法不依，黑白不分，老百姓怎么会有一个清明公正的政治与司法环境？
200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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