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爆炸案的发生到现在，已经6年多了，但仍然没有最后的结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的福清公安局长，本案的专案组长已经因为涉黑被判无期徒刑。）。对这个案件了解越多，疑问也越多。可以说，案件的所有参与者以及旁观者，都会对该案有着或多或少的疑问，而所有疑问的积聚促成了本案的久拖不决。在这些疑问的缠绕中，当事人在生与死、自由与不自由的较量中不断遭受着煎熬。即使最后当事人获取了清白，但这6年多甚至还要长得多的自由无辜被剥夺是无论如何也挽不回来了。尽管当事人获取了清白，疑问可以部分消除，但他们及其他人仍然会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这个体制存在问题而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等等。这些暂且放在一边，还是先来看看这6年多的疑问。
本案的当事人有疑问。当然，从案件事实的角度，他们应该是最无疑问的，因为他们最清楚自己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但从案件程序上来讲，他们的疑问是最多的，而且将贯穿整个案件的始终，甚至影响他们的一生。他们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蒙受不白之冤，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相关的司法机关违法办案（比如变相羁押及超期羁押，比如刑讯逼供等等），他们有太多的不明白，而且还要因为司法机构诸多的疑问而失去了将近7年的自由，并且这种自由不知何时能够重新获得。
本案当事人的律师存在疑问。疑问在他们的法律意见及辩护词中有充分的体现，通过他们不断的疑问，我们得出了明确的结论，那就是当事人是无罪的。他们的疑问给当事人们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不仅使当事人获得了生机，而且让他们看到了无罪判决的希望。
本案的侦查机关存在疑问。如果没有疑问，他们就不会违法通过监视居住（连监视居住地点都是不合法的！）的形式变相羁押当事人，因为如果有足够的证据，为何不直接拘留或逮捕？如果没有疑问，他们就根本没有必要对当事人刑讯逼供，因为如果有足够的证据，当事人的口供就不是绝对必要，刑讯逼供本身就说明证据的严重缺乏。如果没有疑问，他们何必反复讯问当事人？因为如果有足够的证据，一次符合程序的口供就足亦，如此反复地询问，只能说明当事人的多次口供之间、当事人与当事人口供之间、当事人口供与证人证言或其他证据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矛盾。实际上这些矛盾直到现在仍然无法解决。如果没有疑问，他们为什么置法律于不顾，干涉律师履行职责，阻止或拖延律师对当事人的会见，甚至试图通过限制律师的自由来阻止辩护方对疑问的追究？如果没有疑问，他们为什么在当事人控诉其刑讯逼供行为的时候，粗暴地中断了律师的会见？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侦查机关的疑问，他们不是通过合法的程序解决这些疑问，而是屡屡违法，这只能使疑问更多。
本案的公诉机关存在疑问。两次退回补充侦查，整个审查起诉阶段至少用了6个半月的时间就是存在疑问的最好证明。
本案的一审法院存在疑问。审限的大大超过，判决的下达距离第一次开庭竟然长达两年的时间就说明了疑问不仅存在而且重大，因为如果不是关系到案件性质的问题，法院不会花费如此长的时间下达判决。当然疑问的最明确标志，就是判决的结果。对于这样被认定带有政治性质的爆炸案，主犯竟然没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在司法实践当中是不可想象的，唯一的推论只能是法院认定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当事人制造了这起爆炸案。
本案的二审法院存在疑问。二审法院曾经将该案发回重审，已经说明了问题。一审法院在证据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顶着诸多的疑问，强行作出了只会增加人们疑问的判决（该判决的作出肯定有着不能公开的权力因素），将疑问再次推给了二审法院。而该院受理以后至今一年零五个多月仍未下达判决，审限被再次大大超过，疑问明显地困扰着二审法院。
在真正的法治社会，如果存在如此多的疑问，当事人的自由可能一天都不会失去，即使失去，也不会如此长的时间。但恰恰是在我们这样的社会，权力控制一切，巩固权力是唯一的考虑因素，有罪推定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不是你当事人干的还能是谁？如果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判当事人无罪，那么6年多的工作不就白做了，不仅涉及到责任追究问题，还涉及这样一来，等于针对权力执掌者的政治爆炸案要从头再来，那权力执掌者的颜面在哪里？而且这从头再来，破案的机会将非常渺茫，因为权力受到了攻击，但却找不到利用权力打倒对方的机会，这就不仅是颜面的问题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事人的权利及自由成为了非常次要的考虑因素。为了权力，时间拖的再长也在所不惜。
2007年 （2012/03/2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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